南开八十年

数学家、教育家吴大任纪事
http://www.renwu.com.cn/    1999年第11期《人物》杂志  （文/王　巍）
吴大任的一生与数学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那种经历过万水千山、惊涛骇浪却使人无从觉察的人。一双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脸上总是带着善意的微笑。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像爱因斯坦一样高高的、充满智慧的额头。数学家的严明精确和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在他身上得到了和谐的、充分的体现。这里所记叙的，只是反映他执著、坚韧、冷峻如水又热情似火的性格的几个小小片段。 藏在“囊中”的博士 １９２１年的一天，享誉全国的天津南开中学来了四位风度翩翩的少年，他们年龄、个头相仿，神态、气质亦相似。４人同住一间宿舍，同姓吴，又同出同入，颇引人注目。他们就是日后考入南开大学、皆成大器的吴大业、吴大猷、吴大任、吴大立兄弟（吴大立因母病中途返乡，后到香港学造船业），人称“南开四吴”。 吴氏兄弟的祖籍在广东的肇庆。吴大任于１９０８年出生于天津。他自幼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大家庭里，母亲早逝，兄弟姐妹共１２人，他排行第二。曾在天津担任过广东旅津学校校长的父亲一度担负着四兄弟的学习费用（大业是大任的胞兄；大猷为二叔之子，幼年丧父；大立为四叔之子），虽竭尽全力工作，仍不堪重负。家境的贫寒使大任的求学之路充满艰辛。他靠父亲一位朋友的资助，才读完了高中，但又常常因资助不能及时送达，自己又不敢向父亲说明真相，只好向同学借债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却又因此被父亲斥责为不知节俭，个中委屈他都默默承受了。然而大任的学业却异常优秀，父亲在期末收到学校盖有“该生品学均有可称，请贵家长鉴察”戳子的成绩单时，才备感欣慰。由于大任学习勤奋，成绩优秀，于１９２６年作为三个免试生之一，免交大学四年的学宿费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大猷、大业已于１９２５年考入南开，被人称为“吴氏三雄”）。陈省身先生与大任同年入南开。陈省身回忆起６０年前的情景时，怀着由衷的敬意说，那时“大任已是名人”。吴大任靠两次奖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当时南开大学理学院每年仅设一个奖学金名额，而他却获得两次（大猷亦获得两次）。１９３０年他与陈省身同时考取清华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后，由于父亲失业，不得不请假一年，到中山大学任教挣钱养家，又借钱为家里准备了足够三年的生活费，才得以奔赴他渴望继续深造的清华念研究生。 在一般人看来颇具吸引力的东西，吴大任却视之淡如水。按说，像他这样一个视学业如生命的学子，对象征着学业金字塔顶尖的博士学位的渴求是可想而知的。但吴大任却两次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他认为，获得真才实学最重要，其他的都没有关系。 1936年姜立夫教授来德国汉堡时合影，左起为陈？、吴大任、姜立夫 由于品学兼优，吴大任于１９３３年考取首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入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当时的中英庚款董事会规定，公费三年中的第三年可以转到别的国家，“而１９世纪德国数学执世界牛耳，２０世纪初年此势未衰”（陈省身语），所以吴大任渴望到那里去。在伦敦大学，他计划用两年时间拿到博士学位。然而，一年快过去了，导师们却还没有给他提出研究课题。他想，德国一定要去，宁可放弃博士学位。那时，陈省身已经到了德国的汉堡，吴大任就写信和他商量。陈省身告诉他，汉堡大学有三位高水平的教授，可以指导当时的任何数学研究课题。于是，吴大任就毫不犹豫地在伦敦大学申请改为硕士研究生。按照规定，取得硕士学位一篇论文就可以了，他却用半年时间完成了两篇，并在数学系的科学报告会上作了报告。其中有一篇他没用讲稿和提纲，两手空空地走上讲台，其挥洒自如、充满自信的演讲征服了全场听众。报告后，系主任说：“在科学报告会上可以不用讲稿，真是惊人的成就。” 来到德国汉堡大学，吴大任与陈省身第三次同学，两人都非常高兴。然而大任只剩下一年的留学时间了，而取得该大学的博士学位，至少需要一年半，他决定作为访问学者学习。后来，了解到可以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申请研究补助，他申请后得到批准，可以继续留德一年。开始，导师勃拉舒克给了他一个有分量的课题，他做出后导师很满意，对他说：“你进行得这么好，我很高兴。”他建议大任拿博士学位。大任的新婚妻子陈?也劝他，但他不同意，因为那样的话，需要念一年半副课课程，就会缩短做研究的时间。他对妻子说：“我只要学会做研究，有没有学位没关系。”接着，勃拉舒克又给了他一项意义重大的课题，别人曾经做过，但没能做出来。他愉快地接受了，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得出了圆满的结果。导师听了他的汇报，看了他的草稿，惊喜地说：“你几乎把一切都做完了！”接着，他又一次问：“你论文都有了，为什么不申请个学位？中国人不是很重视学位的吗？”大任告诉他：“我在德国只有两三个月了，没有时间了。”６０年后，当陈?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仍然满怀深情地说：“那时我就已经看出，他对名利十分淡泊。” 对此，陈省身在吴大任逝世后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写道：“汉堡是大任数学研究最出色的两年，他发表了关于椭圆积分几何的两篇文章，文中有好几个漂亮的公式。这两文足够他在汉堡获得博士学位，可惜他入学时未正式注册。事实上有勃拉舒克帮忙，可以补救，但他急于回国，所以博士藏在‘囊中’了。” 点石成金 在“吴氏三雄”中，吴大任的教育生涯最长，达６０年。 ６０年的教育生涯，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经年累月地默默地劳作，像蜡烛一样，不断地燃烧自己，照耀他人。在吴大任那谦和平静的外表下面，滚动着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教育事业永恒的激情，流溢着对青年学生强烈的关切和热忱。无怪乎人们说，吴大任的一生只有两件事：教育和数学。 如今国内外许多的知名教授学者是吴大任当年的学生，他们谈起老师，仍然满怀崇敬和怀念。他们说，听老师讲课，就是一种享受，其艺术性、逻辑性之强，非一般人所能企及；那洪亮的声音，简洁的语言，至今仍声声在耳。老师以教育家和数学家特有的广博和深邃，对中国高等教育所做出的贡献，所倾注的心血，更是令人永远铭记。 吴大任（左四）与陈省身（左二）、吴大猷（左三）、杨振宁（右一）、母国光（左一）在一起 在南开园，几十年来流传着吴大任关于对学生加强基础课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点石成金”的佳话。吴大任认为，学校教育的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基本训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获取新知识和创造性地发展知识的能力。他指出：“学校不可能把学生毕业后所需要的知识全教给学生，但只要帮助学生打好坚实的基础，端正学习态度，掌握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他们就一生受用不尽。”他形象地比喻说，培养学生要“点石成金”，而不是赠他们一枚“金戒指”。因此，他主张高校教育要加深加厚基础，使学生有扎实的基本功，能够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南开培养的学生，多年来以基础扎实、适应能力强和素质高而深受社会的欢迎，与他的这一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是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在“牛棚”里，吴大任也没有放弃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那是１９７０年的冬天，凛冽的寒风狂吼着卷过大地，有人求见被囚禁在“牛棚”里的吴大任。来人恭敬地表达了前来求教的意图，吴大任从容地同他们走到一张落满灰尘的书桌前坐了下来。原来，他们是搞机械齿轮啮合研究的科研人员。针对他们所提出的微分几何问题，吴大任略加思索便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在“看守”的催促下，来人才恋恋不舍地告辞。眼前这位和善老人敏捷的思维，渊博的知识，温文尔雅的风度，使来人惊羡不已。他们向他请教姓名，他在他们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三个大字：吴大任。后来，当形势稍有好转，吴大任借用学校里惟一没被贴上“大字报”的外籍研究生教室，为这些科研人员讲解习题。在吴大任的精辟推演和耐心启发下，这些人初步学懂了微分几何。谁想，就是这次教学，竟成为吴大任“文革”期间的两大收获之一。从此，他开始潜心研究齿轮啮合中的微分几何问题。在他的倡导下，南开大学齿轮啮合理论研究组于１９７２年成立，发表了许多论著，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为我国齿轮制造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并于１９７８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吴大任所著《齿轮啮合理论》也早已成为国内工科院校机械系学习齿轮啮合的研究生的必读教科书。 作为中国较早从事积分几何的数学家之一，吴大任是把欧氏空间积分几何的基本成果推广到三维椭圆空间的第一人。他还证明了关于欧氏平面和空间中的凸体弦幂积分的一系列不等式。他在汉堡时，日后获取数学尖端领域的成功就已露端倪。然而，十几年的颠沛流离使他失去了机会。新中国成立后，正当他想在数学研究领域一展宏图的时候，党组织要求他出任建国后南开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１９６１年又任命他为副校长。这一事业的重大转折，意味着将要放弃半生的追求。解放前，吴大任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断然拒绝了旧政府要他担任系主任、教务长、理学院院长的邀请，体现了一位进步知识分子的正气和洁身自好的品格。然而这次，他欣然接受了，并且一干就是几十年。他曾对妻子陈?说：“我对行政工作态度的改变，主要是由于感情的改变，而不是兴趣。”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教学管理工作中。为了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不管多忙，他从不脱离教学实践。多年来，他坚持教好一门课，并亲自编写讲义；他坚持听课，包括全校理科各系的课；他耐心地对待一切来访者，无论是在吃饭时或工作有多繁忙，都停下来接待，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拖延。大家都说：“吴大任脾气好”，“吴大任好找”。 多年以后，许多人仍然认为，凭吴大任数学研究的深厚功力和刻苦精神，如果以往的光阴不被行政管理所占用，他可能在数学领域取得极高的成就。对此，吴大任却无怨无悔，他说：“在国民党时代我只能管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对祖国的未来就像对真理必胜一样充满信心。搞管理工作是党的需要，不是我干就是别人干，党把任务交给了我，我就要全力以赴地干好。如果说我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的话，那么我就终身无憾了。” 永恒的情结 从管理岗位上退下来，吴大任已是７５岁高龄。从此，他开始了生命的又一段、也是最后一段历程——以他深厚的数学造诣和扎实的外文功底著书译书，为教育事业作最后的奉献。 一生惜时如金的吴大任，这时终于可以集中时间坐下来从事笔耕了。他紧张有序地投入到了著书译书的工作中，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个单元伏案工作，使陈?既欣慰又心痛。那一时期，到家里来探望他们的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夫妻二人戴着老花镜，面对面地伏在两张对在一起的书桌上，一字一句翻译、校正书稿。后来，吴大任的健康状况使他无法再提笔写字，就改为由他口述，由陈?执笔。德文数学专著《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等就是吴大任在仅存一点视力和视力完全丧失的情况下与陈?共同奋力完成的。 不仅如此，为了既能培养高级数学人才，使我国早日成为数学大国，又能为国家节省外汇，吴大任多次向国家教育部门建议，聘请国际一流数学家来华作长期讲学。他在与同窗好友陈省身的书信来往和会晤中，经常介绍国内建设和发展情况，并为争取和安排陈省身回来工作创造条件。在他的努力下，１９８４年，陈省身接受国家教育部的邀请，出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吴大任欣然为研究所拟就了办所宗旨：“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 晚年的吴大任是在一片黑暗、沉寂中度过的。先是失聪，继而失明，其痛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何况对像他这样一位以工作为生命的老人。然而，他的亲人和他周围的人从没有看到或听到过他流露出哪怕是一点点的沮丧。只是他沉默了，每天静静地坐在跟了他５０年的扶手椅里，尽量不打扰、麻烦别人，去卫生间、找东西等生活琐事也都是自己摸索着去做。在他尚存一点视力的时候，每次家里来人，当大家谈笑时，他时常“不察言而观色”，然后“不懂装懂”地跟着大家笑笑，仿佛在表示，我明白你们在笑什么，深怕因为他而破坏了大家的兴致。他依然关心世界、中国、南开，借助助听器听新闻联播，学生们每天下午来给他读报，他还常常就报上内容提问和答问。他与学生交谈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关心他们的成长，与他们结成了“忘年交”。这个时候是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当他住进了医院，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面对前来探望的国家教委领导，他所提“要求”仍然是“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教师工资，否则将国不留人，校不留人。” 南开人清清楚楚地记得，在１９８８年师生员工为吴大任举行的执教５０周年庆祝会上，除了简要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及深切的感受外，吴大任主要谈了七点对教育及学校工作的建议与希望。他那充满感情的声音至今仍回响在南开人的心里：“衷心希望在本世纪与下个世纪之交，中国成为数学大国，南开能跻身世界先进学校之列！” 这是一种情结，一种一生解不开的情结，一种崇高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情结，一种永恒的情结。 胸中蓄满这种情结的人是永生的。 （责任编辑　王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