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苑英华

戏剧家周贻白在动荡的年代

http://www.renwu.com.cn/ 2003年第4期《人物》杂志（文/董旸）

　　
　　
　　
周贻白近影
　　
　　　周贻白（１９００～１９７７），中国戏曲史家，戏曲理论家。湖南长沙人，１９２７年参加田汉主持的南国社，１９３５年开始致力于戏曲史和戏曲理论的研究。著有《中国戏曲史略》、《中国剧场史》等，１９５０年自香港来到北京，执教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１．泊在上海
　　周贻白像大多数被“围困”在上海的文学青年一样，被非比寻常的繁华所吸引和压抑，又因一份对文学的赤诚与热爱投身在这一片可以给予他们震撼和机会的土地上。
　　这时的周贻白寄居在劳勃生路自强小学的楼上。他生活无依，衣食无靠。小学生们稚嫩的有板有眼的读书声有时会给落魄的周贻白一种振奋的力量。凭着一种希望和一种文人特有的倔强，他直挺着几近饿倒的身躯，拿起他的笔，用笔名剑庐写一些有关中国戏曲的文字投在各种小报上，赚取一点可怜的稿费来维持对食物所需。好在这一年的５月，周贻白遇见了以前在汉口相识的赵班斧，经由他的介绍，周贻白改名周慕颐加入了中华全国海员工会，在调查科担任文书干事，月薪５０元。除了按时上班，周贻白仍然致力于有关中国戏剧的研究，１９３６年他写成《中国戏剧史略》和《中国剧场史》两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３５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一些成绩的取得也许并不太迟，但生性有些内向的他身边那一位红颜知己却是姗姗来迟。杨钰，这一位对周贻白的一生来说最重要的女子终于以海员工会同事的身份出现在周贻白的面前。杨钰与周贻白的结合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也是最自然不过的。那时，她刚从上海肇和中学毕业。周贻白最初在杨钰的眼里是一个可怜的人，他从小离家在外，没有亲人，于是，这一位善良的少女便对那一位可怜的先生多了一些体贴和眷顾。
　　从１９３６年他们相识到１９３９年他们成为夫妻，他们的情爱音符始终因为中国的大动荡而显得散乱不安。然而大丈夫救国、为国分忧的雄心却不曾有一丝的动摇。　　
　　
２．以戏剧作为武器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以后，周贻白加入刚刚成立的戏剧界救亡协会，事变以后八·一三海员工会搬走，周贻白便赁居在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的一个亭子间里。一边协助上海戏剧救亡协会工作，一边埋头于中国戏剧史的研究。原来，自日本人青木正儿１９３０年的《中国近代戏曲史》成书以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作过类似的、系统的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竟然要一个日本人来写！在国土上由他们肆意侵略，难道在文化上我们还要俯首听命吗！周贻白为此愤懑不已。于是，在拉斐德路的亭子间里——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幅卷起的铺盖，不顾白天与黑夜、饥饿与困倦，周贻白埋在书海里拼命地修葺他的“戏剧长城”。
　　１９３９年２月，周贻白参与阿英在沪所编刊物《文献杂志》，并与之相识。《文献杂志》红色思想浓厚，曾经冲破重重的阻力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电文、决议和宣言；以及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并印成小册子题名《论新阶段》公开发行。
　　阿英与周贻白同年出生，对戏剧事业有着同样的近乎敏感的热爱。因为这份“敏感”，他们坚信戏剧即使在黑夜一般的政治局势下，也能显现出黎明般的光亮来。
　　阿英脱离上海剧艺社以后，组织了新的业余剧团——新艺剧社，邀周贻白做编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然而，剧团因阻力重重，终于在两个月之后搁浅。新艺剧社的实践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但其借古寓今的创作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同时期，周贻白也在自觉地进行历史剧的创作，《北地王》便是一例。北地王是三国时期蜀王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名刘湛，封北地王。在魏国邓艾军队进逼成都时，他苦谏父亲，同来敌决一死战，与国家共存亡。但刘禅不听，他悲愤已极，去祖庙哭述后，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周贻白曾在《北地王》一剧的《自序》中坦言道，他宁愿“北地王”就此死去，因为他死得其所，假令剧中把他从棺材中拉出来做一位嗣位的皇帝倒是毁了他的一世英名。　　
　　
３．创作的收获期——在新华和中旅
　　孤岛时期，上海租界地区的电影业发展呈现出一种尴尬的状态——伴随着租界殖民当局的阻挠与日伪的文化压迫，租界电影的商业价值既需要依赖抗战大背景下的爱国民族精神，又需要适应相当一部分观众逃避现实，以逞一时快乐的娱乐心态。
　　周贻白开始编写电影剧本，始于１９３８年为导演卜万仓编写《苏武牧羊》一剧。该剧是根据《史记》、《汉书》等史书上的记载改编的，借“苏武留胡节不辱”的历史故事，歌颂了苏武“身羁匈奴心朝汉”的可贵民族气节。周贻白善于写历史故事，这几乎成为了他编剧生涯的主要特色。这一方面与他深厚的古文知识和戏曲知识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这种借古喻今也可以让周贻白在敌伪的统治下尽抒爱国情怀。《苏武牧羊》的成功为他的编剧生涯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随后，周贻白便由卜万仓推荐成为新华影片公司的编剧。
　　１９４０年，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看准了在战乱时代氛围之中用古装戏来抒发爱国情怀的巨大群众市场，于是力请对历史剧研究颇深的周贻白加盟。果然，周贻白不负他所望，直到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前后为新华公司编写有《苏武牧羊》、《葛嫩娘》、《雁门关》、《聂隐娘》、《李师师》、《秦良玉》、《卓文君》、《相思寨》、《标准夫人》、《野蔷薇》、《家》、《白兰花》等片。其中，１９４０年上半年十部卖座的影片中周贻白创作的《秦良玉》和《葛嫩娘》榜上有名，被称为是爱国古装剧佳作之中的佳作。
　　“爱国”在很多人的脑海里似乎只是流血牺牲和高呼革命口号，事实上，对于抗战时期的爱国文人来说，他们的每一个文字都象征着他们的热情和胆量，这也许没有真正的战场上的厮杀那么的激烈，然而，没有火一般的爱国热情怎么会产生出那么激动观者民族意识的作品。周贻白曾经在《为什么要写历史故事？》一文中表露心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打破“孤岛”人的“佳梦”，使“贤明之观众”警醒。
　　然而，“孤岛”也好，“桃花源”也好，这一片尚可以容得下国民自由意识的净土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变成了过去。日伪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趁此机会，以资金和原料供给各制片公司，对上海影业进行了几乎是杀戮性的收买。上海的沦陷，使“中华”进一步获得了中外影片的所有发行权，实行了配给与发行的一元化。
　　该公司成立后，便开始贯彻既定的电影“国策”，此时新华公司已经丧失了抒发爱国思想的自由，总经理张善琨沦为汉奸。周贻白不想卑附敌伪的要求，立即辞职，同时也离开了上海美专，先将家眷迁往无锡，经过一番周折，才逃离了荆棘满地的上海。
　　周贻白的“中旅”之缘是从在南国电影剧社与唐槐秋相识的那一刻开始的。
　　唐槐秋曾经留学日本，也曾经留学法国学习航空飞行技术。回国后，却做起了不相干的戏剧行当。他将手里的积蓄都拿出来与田汉办起了南国电影剧社。
　　中国旅行剧团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职业化的演剧团体。周贻白未正式成为中旅的编剧之前，就已经开始应中旅之邀写一些话剧剧本。１９３９年初，唐槐秋率领一部分中旅团员由香港回沪。参加《碧血花》演出的一部分中旅团员如龚家宝、葛鑫、陈仓相等，都随唐若青回到中旅，并由唐槐秋和浦东同乡会接洽，仍以浦东大楼为演出基地。以中国旅行剧团名义，演出中旅旧戏《雷雨》、《日出》等剧。因卖座不好，唐槐秋便找到周贻白为他编写《李香君》一剧。１９４０年７月，该剧在上海公演，后来由金星影片公司拍成电影，卜万仓导演。与此同时，由卜万仓介绍周贻白加入新华影片公司为编剧员。
　　《李香君》一剧堪称为周贻白编剧生涯中的经典，周贻白不仅用曲折的故事和动人的情节连缀成篇，而且陈义高尚，寄托遥深，拍成影片后，成为一部引起了影坛轰动的、雅俗共赏的佳作。尤其在对李香君形象的刻画上，更见编剧功力。最后出现在银幕上的李香君，不仅有血有肉，而且骨气奇高，具有一种低回欲绝、令人击节的丰姿。在感动于形象的悲剧命运中，观众也获得了反抗恶劣势力的巨大激励。无怪乎批评家把《李香君》比作在“孤岛淫靡的氛围”里的“一盏黑夜中的明灯，它告诉我们，国可以破，家可以亡，但人心不可以死，灵魂不可以出卖”。随之，强调电影的民族立场，希望在历史影片中赋予古人及其历史事迹以新的生命，几乎成为整个“孤岛”电影理论与批评一以贯之的追求。
　　但是，随着《李香君》爱国情绪的散布，引起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仇恨，将周贻白的名字列入了黑名单，并秘密对其进行监视。周贻白感到了上海已非久留之地，遂将家眷迁往无锡，自己亦等待时机前往无锡与家人会合。
　　怀着对上海的失望情绪，周贻白改名为杨寄湘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然而，假的身份却没有瞒过日本密探的眼睛，在火车站一队日本宪兵将其抓住：“你的真名叫周贻白，你现在的名字杨寄湘是假的，你要离开上海必须到司令部去请假”由于周贻白在上海的戏剧和电影界也可以说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人物，日本人也不敢轻易煽动其他爱国作家的反抗情绪，因此，在关押了周贻白１７天以后，无可奈何地将他放了出来。于是，他偷偷地从南翔上车，辗转来到了无锡家人的身边。
　　７月间，周贻白在无锡又编写了《绿窗红泪》一剧。该剧于８月份在上海皇后大戏院上演了二十几天之后，很受欢迎，于是准备于１０月份，全团到华北演出此剧以及周贻白的其他剧目。周贻白这时因《春江花月》一剧惹怒了张善琨，再到上海恐怕又是落入日本宪兵队的手中，于是，上海演剧现场周贻白没有观阵，华北之行只好先从无锡到南京，再从浦口动身到了天津，与中旅团员同住在北洋大戏院后面的山泉涌客栈。
　　
　　
1950年10月周贻白与王瑶卿摄于王宅
　　
　　中旅在天津北洋大戏院演出了两个月左右，时已为１９４２年底。北洋大戏院的老板名刘四，是天津一个流氓，却没有想到刘四和日伪还有所勾结。一天，周贻白与观众一起坐在前台观看自己编剧的《春江花月》。在演员谢幕时，忽见有人带头让全场叫起了“剿灭共匪”之类的口号。周贻白猜想这一定是刘四勾结日伪搞的，一想到“日伪”，他就感到身上像是爬了跳蚤一样不舒服，暗地里思忖着千万不要“阴魂不散”。然而，好景不长，当中旅由天津转赴北平，在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晚，在长安大戏院上演他编剧的《绿窗红泪》时，全团２８人在当晚演出后，就被日本宪兵司令部特务工作团逮捕。　　
　　
４．狱中四十日
　　周贻白被人推搡着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不容分说，又被日本宪兵用一块黑布蒙上了眼睛。当时已是隆冬时节，晚上１１时左右的北平街头行人稀少，四周静悄悄，寒意袭人。车子走了不长时间，就停了下来，周贻白又被推搡着进了一个大屋子，摘下黑布，这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中旅的团员几乎都在。大家彼此交流着相互安慰的眼神，看着这么多的难兄难弟，周贻白的心也就渐渐踏实下来。
　　后来，他们才知道是被关在日本宪兵队的一个特务机关，代号“高岛公馆”，位于东交民巷４号，原华北银行旧址。最初，日本鬼子还算是对团员们“优待”，将他们关在一个还算是干净的大屋子里。然而，过了两天以后，这种“优待”便被取消，全团都被关进了一个地下室。地下室里充满了木笼子，于是，周贻白便和其他的团员们一样开始“享受”犯人待遇。日本人逮捕中旅团员的罪名一直模糊不清，想以一句“为八路军做宣传”定罪，却始终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周贻白在当时可以说得上是中旅的顶梁柱，连日本人都知道他是个关键人物，并调查过周贻白的资料：曾先后为中国旅行剧团编写过《花木兰》、《连环计》、《李香君》、《春江花月》、《金丝雀》、《阳关三叠》、《绿窗红泪》等剧。这些话剧其属于古装者，大抵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类故事。其属于时装者，则多半为当时上海市民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如《酒红灯绿》写舞场，《春江花月》写剧场，《金丝雀》写歌女，《阳关三叠》写社会青年，《绿窗红泪》写家庭纠纷。日本鬼子晃动着他们的脑袋瓜子，翻遍了剧本想找出一个确凿的证据来，却往往被周贻白机智地搪塞过去。
　　１９４３年初２月１９日，周贻白和中旅的部分团员被释放。他们拖动着疲惫的双腿走回长安大饭店自己的房间内，却被眼前的景象惊住，行李都被翻得乱七八糟，稍值钱一点的东西也被洗劫一空。过了两天，宪兵队的人传达命令，已回长安大饭店的人，一律逐出华北，永远不准进入该地区。次日，周贻白便和一些同被释出的中旅团员被逐，乘车离开北平。上车时有日军押送，嘱咐不准中途在天津下车。到了京沪路，周贻白便在无锡下了车，他奔跑着，一种盼望与家人见面的渴望胜过了一切。　　
　　
５．无锡蛰居辗转香港
　　无锡市中山路７０号——一幢没落的大户人家的住宅，红漆的铁门镶着金色的铜环，高高的有些破旧的门槛已经撑不起这家主人的威严。周贻白和杨钰带着３岁的儿子龙斌赁居在这里。
　　回到无锡后，周贻白将陆续创作出来的剧本寄往上海，用对方寄回的稿费贴补家用。他甘心于这样的生活，和家人团聚和创作给予他双重的快乐。他原以为北平的牢狱之灾只会成为一个恶梦而已，然而，没想到这恶梦还很顽固，到无锡没几天就引来了灾难的余波。
　　回到家中不过五天，周贻白就被无锡的所谓特工站得知。一天下午，周贻白被叫去问话。问话的是站长冯云山。他问了周贻白的年龄籍贯，便说：“你在华北的事情，我们都已知道。今后在无锡可要安分守己。如有不轨行动，我们就不客气了。”周贻白唯唯诺诺地答应着。走出特工站时，周贻白就知道已落入这班特务的监视中。随后过了四五天，冯云山和无锡县公署的队长龙某来到周贻白的家中，这一次，这两个特务佯装出一副串门走亲的媚相，与周贻白攀起同乡来，问起他怎样会搞戏剧的情形，以及中旅的组织情况。随后便声称要借书，将周贻白的书架仔细地翻检起来。翻了很久，结果借走了一本印谱。周贻白心里清楚得很，这是一种变相的逼供和搜查。
　　行动自由的限制却不能妨碍思想的自由，在敌伪监视下，在凄冷窘迫的冷板凳上，他实际上在进行着一场艰难的学术较量，一场心灵和意志的较量。他节衣缩食，用于购买图书资料。有时，又将用过的书籍卖掉，以维持生计。除了经、史、子、集等必要的文献以外，他大本大本地剪贴和手抄资料，特别着力于一般文人所不齿的小唱本、民间年画，甚至香烟画片之类。有时，也不惜代价地从当时上海的百代公司、胜利公司、蓓开公司、高庭公司邮购戏曲唱片，一部旧式的手摇落地留声机配合着温婉回旋的唱音让无锡蛰居的日子显得不那么枯燥了。
　　１９４３年，他先后为中旅创作了《金丝雀》、《阳关三叠》、《连环计》三部戏。因特务的要求，周贻白每次到上海都来去匆匆，《阳关三叠》曾看了一次排演，《连环计》则和唐槐秋共同排了一次，如陈玉麟扮演的吕布，一些身段都是周贻白设计的。但凡到正式上演，周贻白都因要在限定的时期内赶回无锡，因此都没有看到。
　　１９４４年，唐槐秋把中旅演员分在绿宝、美华、丽华三个戏馆演出，无需剧本。１９４５年春天，周贻白在无锡为中旅先后写下了《云淡风轻》、《姊妹心》、《花蝴蝶》、《三星拱照》等戏，同时又为中实剧团写了《天外天》一剧。并写了一些本事，如《花蕊夫人》、《侠骨柔肠》、《水性杨花》、《好兄弟》、《海阔天空》、《火之洗礼》等。
　　如果无锡没有特务和日本鬼子，那么周贻白的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然而，日本鬼子有的时候不仅会像蟑螂一样的碍眼，更多的时候则会像是饿狼一样不讲道理地对你肆意侵犯。因为留守无锡城内的日军的霸道，城郊的菜农每次到城里卖菜都要经过层层关卡，但进到城里的时候菜却早已经被日军抢了多半，因此，菜价便随之提高。菜太贵了，周贻白只好步行几十公里到城外的郊区买菜。一天，一大早起来，杨钰用面为他摊了一个饼，他喝足了茶，带上了一包烟，以及他满脑子的有关戏剧的问题上路了。走到郊区买到菜已接近正午时分，于是又赶紧带着渐饿的胃往回赶，临近城门时，遇到可恶的日本鬼子要搜身，周贻白不舍得将手里未抽完的烟扔掉，因此，便藏在袖口里。结果，鬼子的鼻子还真灵，发现了那袖口里的半只烟，就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接着又是一脚将周贻白踹倒在地，命其跪在城门口。傍晚来临，杨钰站在门口焦急地等待周贻白归家的身影，然而，天已近黑，杨钰再也呆不住了，就奔向城门口，于是，她远远地便望见了丈夫面无表情地跪在城门口，一阵心惊过后就是一阵抽搐的心痛……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已告胜利。
　　９月，周贻白到上海与世界书局算清出版剧本的版税，两个月后仍回到无锡。这时正值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由广西迁回无锡，旧相识向培良在那里讲课，便介绍周贻白到该校讲修辞学和目录学。在这个时期，周贻白曾用笔名云谷写了一些关于考证的文章，如《南京方言考》和《青帮起源考》，并刊登在当时的《东南日报》副刊“文史”上面。除此之外，并写了一些关于明清杂剧、传奇的剧本评论，共计３０余篇，解放后将其收为《曲海燃藜》，此外还撰写了《蒲松龄的聊斋俚曲》、《聊斋志异来源及其影响》、《武王伐纣平话》、《红拂记与红拂三传》、《顺治出家与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等论文。１９４６年，向培良兼到苏州社会教育学院讲编剧法，也将周贻白介绍到该院戏剧系讲中国戏剧史。周贻白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了一年多的书。
　　１９４７年，经过长期的资料积累和若干年的冷板凳的攻关，经三易其稿，周贻白终于完成了六七十万字的《中国戏剧史》全稿。同行学者赵景深读过以后兴奋地写文章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戏剧全史。有之，自周贻白《中国戏剧史》始。”
　　周贻白也感慨万分，他在自序中写道：“寒斋书本不多，旁征博采，不免藉助他山。一瓻往来，无间雨雪，历经虽艰，不以为苦。中经敌伪搜查，几被抄没……”他想到了这么多年无怨无悔为家人操劳的妻子杨钰，于是，他郑重地将“献给我的爱妻杨钰贻白”的字样写在他拿到的第一本书上，恭恭敬敬地交与妻子。
　　１９４８年１月，卜万仓从香港归来，约周贻白到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任编导。永华公司让周贻白有了一种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奋起再战的渴望，于是，他接受了聘请，于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７日和欧阳予倩、顾仲彝，由沪乘轮一同入港。
　　香港永华公司的老板李祖永，并不善于经营工商业，由于他是投机专家不是个电影实干家，因此虽然大家都勤勤恳恳地工作，但电影理念却得不到沟通和承认，这一切使得周贻白和欧阳予倩等人对李心怀不满。
　　此外，永华的人员庞杂、机构涣散，人员也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对于周贻白来说，殖民地弱化的民族意识以及资产阶级以利为本的经营思路都在阻挫他的创作自由。李祖永老套的“忠孝节义”创作观让周贻白产生精神抵触——抗日战争已经胜利，８年抗战给予民众的不仅是苦难，还有经历苦难历练之后的精神财富。“忠孝节义”这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遭到排斥的旧社会道德观不具有任何的时代意义。周贻白拒绝写有关忠孝节义的剧本，李祖永对周贻白的剧本也采取迟迟不予答复的态度，对于新思维和新精神，这些属于旧时代的大资本家们开始变得迟钝和犹豫起来，鼓不起实施的勇气，周贻白的作品只在公司老板周围的人之间传看。欧阳予倩曾赠予周贻白七绝四首来抒写当时周贻白在港编剧的愤懑心情：　　　
　　《无题四绝呈姬公华裔》
　　作品游街理太差，随时拂袖好还家。
　　长沙老几由来硬，走遍江湖不信邪。
　　话该懒问短和长，老子当场有主张。
　　国士无双如不识，耶和子夜管他娘。
　　帽子横飞不用慌，先生尔已设重防。
　　寄情千载分前后，大胆摊书尽古装。
　　余子纷坛不搭山，大江高唱入云间。
　　浮生万世聊从俗，鸥鹭何曾一日闲。
　　当时，他们早已经有了“拂袖还家”的思想准备。欧阳予倩率先辞职，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欧阳予倩离沪进京。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先行归国组建中央戏剧学院的欧阳予倩和田汉从北京函召周贻白归国，共同开创新中国的戏剧事业。
　　其实，周贻白的归国之意早有酝酿，他在１９５５年７月写的《历史思想自传》里回忆到：
　　“这一时期，我已读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已认识到中国革命欲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
　　“我本身出身小手工业，后来成为江湖流浪者。两年所受欺凌与侮辱，早已含恨在心。此后虽成为知识分子，亦不过做做小职员之类，一切听命于人。”
　　“在香港，我目睹英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所施一切压迫，同时又亲身体验了永华公司老板大资本家的那种气焰，深感非革命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及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
　　“从此《耶和》、《子夜》永成绝响，代之以‘咱们工人有力量’矣！”周贻白感到黑暗时代的人性呼喊已成过去，百废待兴，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文艺事业充满生机。他脱去西装，剃了个朴素的平头，叉手在香港高楼的平台上照了张像，忍痛舍弃在香港积攒的几箱书籍，毅然回到北京，来到了筹建中的中央戏剧学院。　　
　　（责任编辑　张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