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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懋： 中国第一茶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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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renwu.com.cn/ 2004年第10期《人物》杂志 （文/段风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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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懋，浙江海盐人，1933年出生。 1950年入上海复旦大学农艺系学习;1954年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任技术员;1960年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工作。 1984年起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现任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陈宗懋在国内外率先开创茶叶农药残留研究领域，他主持创建了“茶叶中农药残留控制”和“茶园昆虫化学生态学”研究两个新兴茶学领域，构建了茶园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体系，并制定了多种农药在茶树上的安全使用标准。 他主编的《中国茶经》和《中国茶叶大辞典》成为中国茶学研究的扛鼎之作。 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士称号意味着新的责任和鞭策，当选院士不会改变我的生活和科研，下一步我要在茶产业化上多做工作。我希望年轻的科技人员求真务实，千万不要浮躁，要扎扎实实搞科研。 －－陈宗懋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这是唐代茶圣陆羽在其《茶经》当中的一段话。千百年来，中国人种茶、饮茶、咏茶，品味隽永绵绵、悠长不断的茶文化。在我们几千年来的文明史中，几乎每一页史书都可以嗅到袅袅茶香。作为茶的故乡，饮茶之于中国人，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秦取蜀后，始知茗饮”；晋一改好酒陈习，倡导以茶相伴，茶助谈兴；陆羽写出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后，饮茶之风日盛。 茶之对于平常百姓来说，是开门七件事之一，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对于处庙堂之高的王公贵族来说，茶通六艺，“文人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宋徽宗亲撰《大观茶论》；清乾隆帝甚至说：“君不可一日无茶。” 如今，我国的茶叶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茶商5000万，茶农8000万，茶产业发展方兴未艾，茶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陈先生在国内外率先开创茶叶农药残留研究领域，揭示了不同类型农药在茶树上的降解规律。在他的主持下，创建了“茶叶中农药残留控制”和“茶园昆虫化学生态学”研究两个新兴茶学领域，先后论证了世界茶树病虫区系的组成及演替规律，提出了主要茶树病虫害防治指标、茶园适用农药、农药安全间隔期、茶叶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合理施药技术等，构建了茶园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体系，先后制定了多种农药在茶树上的安全使用标准，其中18项作为国家标准，5项作为部级标准在全国推广实施。据测算，茶树病虫害防治水平的提高对茶叶增产的贡献率达到25％以上。在他的努力下，我国主办了3次茶叶国际学术讨论会，对扩大我国茶叶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3年，70岁的陈宗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茶业界的第一位院士。面对有些迟到的荣誉，陈院士一脸谦和：“这次评上院士，也是机遇所致。像王泽农、庄晚芳、陈椽等先生都是我的老师，一辈子为茶学研究默默奉献，不为名利，那时候还没有院士。我只是赶上了好时候。” 谈到茶，刚过古稀之年的院士笑言：“我爱喝茶，一天要泡5次茶，一次泡4克。每天一到下午三四点钟，自己办公室的水喝完了，就到别的办公室去找水，还是烧的水泡茶好喝……” 当选院士后，有至交以“爱茶人”名义送给陈宗懋一幅字：古有茶博士，今有茶院士；博士善泡茶，院士写大志；茶经谱新篇，茶学无休止；攀登再攀登，求索永不已。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陈宗懋是一个谦谦学者，他穿着朴素，说话和气，待人格外谦逊。但在一些场合，陈先生又分外严肃，毫不留情。 在一次全国茶叶学会年会上，陈宗懋面对台下全国茶叶行业的巨头们大声疾呼：“从过去的‘四川茶叶不愁卖’变成今天令人担忧的‘四川茶叶卖不出’，四川茶叶年产量也在下降，这种情况说明川茶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造成目前这一局面的症结是四川茶业发展的思路出了问题！不讲质量，不讲效益，不讲品牌，不讲联合。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茶业如此发展就是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这位全国茶叶界的知名权威毫不留情地针砭四川茶业发展存在的四大弊病，令台下的四川茶叶企业老总们如坐针毡。 这种毫不留情的直率也让人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陈先生因为对茶爱之深，所以对茶产业发展过程中违反市场规律的行为痛之切。 近几年来，陈宗懋在国际舞台上也是一个为了国家利益而据理力争、振臂高呼的顽强斗士。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大幅度提高进口茶叶农药残留标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积极与欧洲茶叶委员会联系，以科学数据为武器，经过长达数年的交涉，并提交了数百页的实验资料，据理力争，他的建议终于被欧洲茶叶委员会接受。1998年欧洲议会颁布了第一批新标准，他的实验室也被欧盟认证为中国惟一的向欧盟出口茶叶农残检测的实验室。 我国加入WTO后，国际上一些国家对我国茶叶的检测标准突然苛刻起来，大有“绿色壁垒”之嫌，其中不光有铅含量超标问题，还包括茶业中的农药残留问题。陈先生说，中国加入WTO前，一般只查六七种农药含量，现在要检测196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检测标准值下降了10倍至200倍。农药残留标准值越低，意味着检测越严格。 陈先生指出：我国有世界第一大的茶叶种植面积（119万公顷），世界第二大的产量（75万多吨），以及排名世界第三的茶叶出口量（近26万吨），说中国茶叶农药残留超标，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制约我国的筹码。 外忧未解，内患又起。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报道了卫生部2003年全国茶业卫生质量监督检测结果，杭州龙井茶因铅项目指标不合格而榜上有名。一时间，人们高度关注。 陈宗懋鲜明指出：“铅超标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检测标准过低。” 此言一出更是语惊四座。 “标准越低越容易超标，卫生部现行的茶叶中铅的残留量是以2毫克／千克为上限的，这个标准还是卫生部上个世纪70年代制定的，规定每公斤茶叶中的含铅量不得超过2毫克。而日本的标准是25毫克，加拿大、澳大利亚是10毫克，欧盟是5毫克，所以我们国家执行的是全世界最严的标准。” 陈先生说，随着农业的进步和检测手段的变化，这个标准已不合时宜，最近几次龙井茶的信誉危机问题就是由此而引发的。“假如用欧盟的标准检测，龙井茶将很少超标。”欧盟对自己的检测标准是5毫克／千克，但对我国的茶叶却是按照2毫克／千克的标准执行。有一次，陈先生看到外电报道龙井茶中铅含量超标，就问欧盟官员，为什么要用双重标准？对方回答，我们只是用你们自己制定的标准而已。 早在4年前，国内就有数十名专家联合上书，要求从科学的角度，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抬高现行标准”。 陈院士还解释说，茶叶中的铅残留量与饮茶时摄入人体的铅量并不等同。其实茶叶中的铅只是非常微量地溶于水，而人们平时饮用的是茶汤。另外，我国饮用水含铅的允许标准是：每一升水中铅含量不得超过50微克。实验证明，绿茶的茶汤中铅含量最大可能性也不会超过20微克/升，因此也是符合饮用水安全标准的，所以国人尽可以放心大胆地饮用龙井茶。 当杭州《都市快报》在创刊号上刊载“喝茶等于喝农药”的报道时，陈先生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报社，并且给记者详细讲解了茶叶农药残留与人们饮用安全的问题，“无论何种宣传和报道都应注意语言的准确性，要以科学为依据，要做到对生产有利，对流通有利，对人体健康有利。从总体来看，目前茶叶中铅的残留水平对饮用者的健康不会构成威胁，不能因为茶叶中有铅，就想当然地认为会通过饮茶进入人体，更不能将铅可以引起‘中毒’，引起‘老年性痴呆’与饮茶联系起来。应该让消费者确信饮茶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饮茶。” 事后，杭州《都市快报》专门刊载文章予以纠正。在为西湖龙井正名的问题上，做了40多年茶叶农药残留研究，每年要检测5000余只茶样的陈宗懋笑着说：“我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陈先生说，为西湖龙井正名，这不仅关系到维护民族品牌的问题，还牵涉到千千万万茶农的命运。
与此同时，陈宗懋也指出，由于土壤母质中铅含量较高，茶树在多年生长的过程中逐渐从土壤中吸收积累，势必会构成茶叶中的铅残留。另外制造茶叶加工机械的合金中含有铅，茶叶在加工(特别是揉捻工序)中与机械表面接触也会产生污染。近几年来逐渐加重的环境污染，尤其是汽车尾气造成的空气和土壤污染，以及施用的肥料中含有高浓度的铅，都会造成茶叶中的铅含量有逐渐加重趋势。这些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1984年，陈宗懋担任茶叶研究所所长，20年间，他不仅深入研究了茶树病虫害的防治，开创了茶叶中农药残留研究和茶园昆虫化学生态研究两个领域，还在茶产业化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 “我们1984年组织成立了一个茶叶综合利用研究室，就是想知道茶除了饮用价值之外，还能不能进行其他方面的开发利用。当时日本有人在做，但是世界上做这方面研究的还不多。”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他们从茶籽饼中提取出一种重要物质——茶多酚，这种物质可以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食品工业、养殖业和生活很多方面。每公斤茶籽饼可以提取20％左右的茶多酚，而每公斤茶多酚当中又可以提取出50～60％的儿茶素。一斤茶多酚一般要几百元，儿茶素则更贵，这样可以使茶叶获得增值。 此外，还可以从榨完油的茶籽饼中提取茶皂素。在陈宗懋任所长期间，积极支持研究人员将茶皂素创新性地应用到养殖业和建筑业上。当时在养殖业中，由于沿海、江、河等地养虾都是用竹篱笆隔成一个个的池塘，这样江河湖海中的小鱼很容易钻进池塘吃掉虾。而用了茶皂素以后，这种物质对虾没有害处，但对鱼却有一定毒性，鱼就不敢再进虾池了，起到了环保养殖的作用。 他们还将茶皂素用于建筑行业中，做成空心砖的发泡剂，扩充了茶叶的用途。
2004年5月，在海盐县澉浦镇的荆山茶园，茶叶青翠欲滴，茶香阵阵扑鼻，附近的茶农纷纷赶来向祖籍海盐澉浦的陈宗懋讨教。 “陈院士，我们这里想搞有机茶增加效益，您看行不行？” “有机茶生产发展应该规模适度、因地制宜。2003年我国有机茶产量大约在8000吨左右，占世界有机茶总产量的67％，我国有机茶发展应该选择中高海拔、远离城镇和工业生产地区的茶园。有机茶的国内市场要比外销市场的潜力更大……” “您看我们这里的茶叶能不能出口啊？” 有人拿来了茶园出产的新茶请陈院士鉴别，得知目前海盐茶园面积近3000亩，注册了不少品牌，已经成了农民的致富茶，陈院士笑着说：“发展得不错，但品牌不是越多越好，这里茶园面积不大，最好全县集中全力发展一个品牌，通过扶持农业龙头企业，推行无公害技术，这样才能打响品牌，带动更多的乡亲们致富。” 夕阳西下，茶农们还是意犹未尽。 “只要大家需要，我一定会经常来。我把电话号码留给大家，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和我联系。” “这不给我们开通了院士热线嘛！”茶园里响起一片笑声…… 类似的场景，类似的对话已经伴随了陈先生四十多年，陈宗懋一直在数不尽的茶园中辗转，片片茶园里留下了他丈量的脚步。不管是给专家们讲课，还是在田头给农民上课，陈先生都一样投入。 1933年10月，陈宗懋出生于上海，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经商。他在教会学校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当时的教会学校许多课程都是用英文授课，这为他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英文基础。 1950年，17岁的陈宗懋准备报考复旦医学院。到了报名地点，他看到排了两个队，一个队很长，一个队相对人少一点，于是陈宗懋就站在了人少的那一队。到了跟前他才知道，这个队是报考农学院的。就这样，站错了队的陈宗懋选定了自己的终身职业。 复旦大学农学院于1938年在重庆创建，先是设立了垦殖专修科，后有农艺系、园艺系。1940年成立茶叶专修科，这是当时全国惟一的茶叶研究学系。1946年随校迁回上海，1952年院系调整，搬迁至沈阳，成立沈阳农学院。 考入复旦农学院，陈宗懋发现在农学专业有很多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领域，“其实不管什么专业，只要你钻进去，都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植保、昆虫、植病等，我都蛮感兴趣的。” 1954年，陈宗懋大学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省呼兰特产试验场（现中国农科院甜菜研究所），从事甜菜病害的研究。从小生活在上海，东北寒冷的气候让陈宗懋很难适应，“在沈阳的时候，每年10月份就下雪，到了黑龙江，就更冷了。” 1960年2月，他调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工作，从此，他与茶树植保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投身茶树植保研究开始，陈宗懋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科研必须大胆创新”，这句话是陈先生从事研究工作的座右铭。从上世纪60年代起，由于使用高残留农药带来的茶叶中农药的残留问题，影响到我国茶叶出口。当时我国茶叶中农药残留分析技术还是个空白，国内没有现成的经验，陈先生敏锐地看到，不久的将来必然要发展无公害茶叶，茶叶中农药残留的检测技术必不可少。于是，陈宗懋果断地开始了此项技术研究，开创了我国茶叶中农药残留研究的先河。 20世纪70年代以来，陈先生曾多次向农业部、化工部、商业部、卫生部、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等部门提出，在茶叶中禁用高残留和剧毒农药，选用低毒、高效、低残留农药的建议，绝大多数都得到农业、化工、卫生、食品等方面专家的认可，并被政府部门采纳，制定有关条规颁布全国实施，对解决我国茶叶中农药残留问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茶叶中农药残留程度大幅度下降，超标率明显降低。
“科研必须与生产相结合”，这是陈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奉行的“信条”。几十年来，他先后主持了许多项茶树植保课题，几乎所有的课题都与茶叶生产密切相关。例如，他在茶树病虫害大面积综合防治研究中，通过研究长白蚧的生物习性，创造了“长白蚧玻管预测法”。这种方法简便，容易掌握，准确性强，可精确地指导害虫防治，在茶叶生产上广为应用…… 在茶叶研究的很多方面，陈宗懋都走在了前列。谈到这一点，他说自己并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广泛涉猎相关领域，不断探索茶研究和生物、化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应用。在这方面，良好的外语功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小时候打下的良好英语基础外，陈宗懋上大学时又学了俄语，后来又自学了日语、德语、捷克语等，这使他可以驾轻就熟地掌握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四十多年来，陈宗懋在茶学研究中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他主编的《中国茶经》共180万字，由50多位专家学者集体编写，凝聚了中国茶产业发展之精髓，成为中国茶学研究中的扛鼎之作，迄今，该书已重印21次，销售超过 7万册。他主编的另一巨著——《中国茶叶大辞典》，历时10年，凡300万字，包含词条万条，于2001年出版。他还出版了7部专著，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论文集上发表论文近300篇，译文100万字以上。 面对诸多荣誉，陈宗懋总是那么谦和，“实际上，我没有大家说得那么好，但我会按照大家说的努力去做。荣誉，应该归功于组织的培养和茶叶这一行。我当年进入茶叶这一研究领域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是大家的帮助使我懂得如何去做一个人，怎样从事科研工作。”
近几年来，陈宗懋一直在竭力推崇茶为“国饮”。陈先生认为“清茶一杯，以茶代酒，不仅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还有利于身体健康。” 早在十几年前，时任浙江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的王家扬就提出茶为“国饮”，1994年，“提倡茶为‘国饮’研讨会”在浙江省上虞市召开，会上，陈宗懋先生为此大声疾呼。 但是多年来，倡导者殷殷，响应者寥寥。十几年间，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还是畅饮碳酸饮料。 与此同时，国际上却是喝茶之风大行其道。英国将茶称为“健康之液，灵魂之饮”；法国人视茶为“最浪漫、最温柔、最富有诗意的饮品”；在日本，茶被视为“万寿之药”，是“原子时代的饮料”。日本科学家富田勋倡导“全民饮茶运动”，这一倡议得到日本国民的普遍响应，如今，茶饮料已成为日本人最主要的饮料。韩国虽是种茶小国，但对宣传饮茶却是大张旗鼓，并不惜从国外进口茶叶。美国长期以来并不是茶叶消费大国，但据报道，这两年来美国家庭的茶叶消费量增长20％，有一半的美国家庭进入饮茶行列，茶饮料被誉为“时髦的健康饮品”。目前，全世界有160多个国家有饮茶的习惯。被誉为“东方文明象征”的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在中国，茶的人均消费还很低，特别是青少年中有大量人群与茶无缘。目前，我国茶叶的人均消费约为300克，而英国是2500克，日本1000克。近几年来，我国的广州、上海等城市的茶叶人均消费量开始增加，广州已达到1600克，上海和杭州约为1000克。倡导茶为“国饮”，不但能促进茶叶消费，提高人体体质，还能带动茶叶生产、加工、服务三大产业的发展。我国台湾省上世纪70年代人均消费量为250克，到1992年已上升至1126克。1991年，台湾茶叶的进口量首次超过出口。茶饮料占各类饮料总量的25.6%，略次于碳酸饮料（30.8％），1999年的销售额已突破100亿新台币。 陈宗懋说，茶及茶文化都源于中国，作为一种天然的绿色保健饮料，茶稳列世界三大饮料（茶、咖啡、可可）之首。但中国的茶产业曾一度陷入困境，茶叶市场疲软，一些地方茶叶大量积压，出现了许多茶农忍痛砍伐茶树的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全国茶文化研究热的兴起和茶叶科研推广工作的不断加强，这种状况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 1990年，浙江等产茶区相继开展了茶文化研究活动。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成立，至今已在杭州、常德、昆明、汉城、广州、吉隆坡等地成功举办了7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全国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成立了茶文化研究机构。各地创办茶文化研究刊物20多种，参加茶文化研究的人越来越多，茶文化研究的领域日益广泛。全国还有10多所大学开办了茶学系或茶文化系，成为茶文化研究的重要力量。
“茶文化研究和茶科研的推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茶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陈宗懋说，在茶叶生产科研方面，有关科研院所和高校实行了化学、生物、食品、医疗、保健等多学科共同参与、交叉研究、重点突破、相互促进，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特别是近10年来，茶产业科研推广“三大战役”成效显著：一是名优茶生产迅速发展。全国名优茶年产量由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两万吨，去年已增长到20万吨，约占全国当年茶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名优茶总产值则达到80亿元，占到全国当年茶叶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充分体现了优质高效农业的威力。二是茶饮料、茶食品等茶叶深加工迅速发展，去年实现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大关。三是在茶与健康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茶营养品、保健品、化妆品等大量出现。 2003年，我国茶叶产值为120亿元，茶饮料和其他茶的深加工产值达120亿元，茶馆、茶艺等收入达100亿元，茶业总产值已达340亿元，相当于1990年的7.4倍。 陈宗懋院士说，如果把茶产业比喻为一架飞机，茶文化和茶科技就是这架飞机的两翼，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茶产业的起飞。茶文化研究的兴起积极引导了茶叶消费，茶叶市场需求直接刺激了茶叶生产，茶科技的研究推广则有效提高了茶叶的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近几年全国各地已办起茶馆3.5万多家。茶文化、茶科技、茶产业走上了互相促进、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轨道。 或许是职业习惯，陈宗懋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要到茶馆看看，“中国的茶产业现在比较成熟，茶文化做得最好的还是杭州和福州。杭州的茶馆很雅致，文化味很足，茶叶研究也走在全国前列……”杭州能做到今天的程度，也和杭州提出的“茶为国饮，杭为茶都”的理念密切相关。 虽过古稀之年，陈宗懋还在为中国茶业的发展以及茶文化的发扬光大奔走呼号。几十年如一日和茶打交道，茶的清新隽永之气已经深附在他的内心深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为茶忙…… |